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不致。立于社会化的视界，透视各种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干背后制约犯罪划定的社会化机理。     

和谐教育观在部队青年干部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在部队青年干部思想道德教育中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关键在于坚持和谐发展观,只有坚持和谐发展观、协调发展的思想,才能把传统的部队青年干部思想教育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上来,也才能实现部队青年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的创新,使部队青年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和谐、健康的发展。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论工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因为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都要靠劳动来维系,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工会是劳资关系矛盾的产物,对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特殊的作用。     

概念的系统性完善——论犯罪的方面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关系

犯罪的方面包容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构成要素组成,对三者的定位涉及到坚持用科学系统论分析犯罪构成的问题,应当弥补传统刑法理论在概念上混淆三者的疏漏,科学构建完善作为理论大厦基石的概念,另外,对犯罪各方面下犯罪构成具体相应要件和要素纵向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对三者上述关系的分析。     

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英国学派分析

本文首先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详细分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关系,并用此分析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之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社会,主要依据有:两者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所以,要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做到: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跨文化交流,真正发挥双边国际制度的作用。     

以人为本：和谐法治的建构趋向

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的和谐程度。而法治的和谐运行客观上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它是和谐法治的精神意蕴,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逻辑基点。和谐法治的建构必须体恤人性,给予人的权益的最大关注。现代和谐法治的建构在现实层面不能忽视权利意识、行政权力运行、司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人文关怀。     

贵州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协调发展

贵州的自然环境及丰富的地产资源是发展经济的优势。但是人口的增长及封闭传统文化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落后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因此,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首先必须加强人口的控制。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使其得以合理的综合利用,是贵州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建国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次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

社会的发展变化终究要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现出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状况事关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质的飞跃,完成了执政思维的历史性转变。